中医现状的人文思考

李其忠，男，1950年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1975年毕业于上海市中医药大学医疗系；1986年获医学硕士学位。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任该校基础医学院院长。2001年被法国杵针中医学院聘为兼职教师。主要著作有《中医基础理论精解》、《中医基础理论及其临床应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研究生专用教材、主编）、《中医哲学基础》（中医类七年制全国教材、副主编）、《丁甘仁临床医籍》（副主编）。发表医学论文10余篇，并多次参加全国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及教参的编写、统稿工作，以及《中国医学大成》、《珍本医书集成》等多部古医籍的校刊工作。[正文]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代代相传并逐步形成的具有独立理论风格和切实临床疗效的医学体系，是至今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而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唯一的传统医学。中医理论的探索方法和解释依据，以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为背景，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医学发现和医学发明，直至今天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念，重视辨证论治，取法天地自然，注重个体差别。中医学的这些特色和特征，在主要以农耕文化为养育背景的中国广大民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誉而深入人心。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千百年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良药苦口”喻之“忠言逆耳”，多少年来成为中国百姓的修身名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也早已成为超越时空的道德标准。中医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近二、三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宗教、经济、科技等力量的渗透，西方医学也逐渐渗入中国，原本一统天下的中医学受到巨大冲击。时至今日，中国医学界的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毋庸讳言，从我国目前的中、西医的医院规模、床位数量、求诊人数、医学教育、医生比例、经费投向等综合力量的比较看，西医早已超过中医，这是毋容争辩的事实。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试从人文角度思考，中医在今日中国，乃至今日世界，仍然有许多优势可以分析，可以展示。

首先，从历史形成的人文因素看，中医学在现今中国的广大民众中，乃至海外华人中的信任度、信誉度之高，仍然是根深蒂固，难以替代的。

中医学强调天人合一、整体调治，注重因势利导、就近祛邪，讲究治病求本、形神兼治，且花钱少而毒副作用小。中医学的这些理论概念、理论知识和临床疗法、临床技能，发祥于灿烂的东方古代农耕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导源于中华民众的生活生产体验的理性升华。人文因素，包括传统文化、思维方法、价值取向、民族意识、生活常识、习俗风尚等，对医疗及保健行为的重要支撑作用是毋庸争辩的。

从时空的纵向看，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试图废止中医，废医存药，甚至企图通过政府发布的法规、条列以推行实施，然而这些行径，不仅遭到中医界人士的强烈抗议，而且广大民众也决不会屈从，中医中药作为广大民众医疗保健的心理依赖和客观需要，依然存在并逐步发展。

从时空的横向看，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对中医中药的应用与研究不予支持，任其自生自灭，然而以同一传统文化为养育背景的台湾，依然是中医中药生根发展的沃土，不仅台湾民众的医疗保健离不开中医中药，而且有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来大陆学研中医。

由此可见，医学，尤其是中医学，决不是单一层面的知识体系和操作技能，而是带有明显的人文内容的、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医学理论与传统文化为一体的综合体系。无论是回顾过去、正视今天还是展望未来，中医药学的发生发展、发掘发扬除了依靠临床实践的深入研究和先进科技的促进推动外，还必须依赖文化滋养而壮其根基。

中医药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天、地、人，与文、史、哲，与儒、道、佛，与政、经、社等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学术整体。中医药学所走出的自身发展的轨迹，离不开中医文化源泉的灌溉滋养。有学者呼吁，为了弘扬中医药文化，一方面在专业领域内，应不断提高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传统文化素养，深入开展中医药文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则是要在广大民众中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的科普宣传，提高民众对中医药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即不能满足于中医药文化的自然延续，而必须高度重视弘扬中医药文化这一巨大工程的建设工作。

事实证明，若不从文化角度考察和展望中医药学的今天和明天，那么，或容易得出中医没有希望的消极悲观的观点，“末代中医”论就属其中之列；或容易得出中医永不衰败的过于乐观的结论，“中医先知”论就为其中之例。若能从文化角度分析和预测中医药学的现在与未来，则既能客观地分析其具有强盛生命力的内在根据，又能如实地辨析其具有时代紧迫感的深层原因。

其次，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医学成为世界主流医学的形势下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保持一定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医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型下和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思维方法本身的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方法论的研究，就难以理解中医药学的理论特色和诊疗特点，就难以说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本质差异，更难以找到传统中医与现代科学的衔接点。

取象运数方法、司外揣内方法、直觉体悟方法等都是中医思维方法的重要起点和重要内容，即便是在医学科学相当发达的今天，这些方法依然有它得天独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经络理论的形成便是典型的例子，从临床的实际观察和诊疗效果看，经络是客观存在的，但在解剖学上，却找不到经络的单独实体。现代研究所提出的神经体液调节说、中枢神经机能说、肌肤-内脏-皮层相关说、类传导说等多种假说，都不能以一种理论完满地解释经络现象。从方法学角度看，人体未必存在着与经络直接对应的管道结构形式的物质器官，它的位置基础仍然是整个活着的人体。

近几十年国内外关于经络结构的研究发现，经络活动的许多机制分别属于或联系到多种已知的解剖结构，除神经系统以外，还与血管、淋巴、内分泌、肌肉、皮肤等解剖系统均有密切关系，但它又不与其中任何一个解剖系统简单重合，也不是上述解剖系统的相加之和。

所有这些对于人体整体生命现象、病理联系的发现，都是与中医学的整体思维方法有关，而不可能由分析性研究方法所替代。从中医学现代研究的现状而言，多年来侧重于局部的、单一的分析性研究居多，而沿着中医固有的思路，发掘整理、提高升华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思维方法的整体研究偏少，两者的有机融合则更少！若长此以往，想必会削弱中医的特色、特点和精髓、精华，由此已引起不少业内有识之士的担忧。

再次，从全球文化的碰撞、交流、互补、融合角度看，以工业文化为背景的发达国家和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发展中国家，从不同角度对中医药学产生浓厚兴趣和客观需求。

时至今日，对于以工业文化为养育背景的西方民众的医疗保健意识和体系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中医药学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和一种必要的补充。这一点，笔者有深刻的体会。近年来，本人十余次赴法国讲授中医学基础理论，法国和周边国家的不少业内和业外人士，对于中医学理论的学习热情之高和接受程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

他们不满足于中医一般临床技能的学习，而更注重中医基础理论的领悟。也就是说，他们把中国的传统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学习和引进。同样，给西方人讲授中医，也只有将其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从发生学、方法论即从人文根源、整体思辨角度分析展开，才能展示中医学理论的特色、优势和中医学临床的精华、长处。

或许如同习惯于宏观的整体性思辨的东方人，对微观的分析性研究结果格外钦佩而深信不疑一样，习惯于分析性研究的西方人，在阴阳、元气、藏象、经络、病机诸多理论面前，亦有如梦初醒之感，不胜叹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医治病保健花钱少、受益面广，自然药物就地取材，针灸推拿简便易行，同样受到欢迎。事实上，这种有益无害或有效少害的医疗行为，与现代人所持有的治病保健心理正相吻合。

从上述人文角度思考，中医学走向世界是时代的必然！由此而印证一个真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