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药漫话

当时光之轮跨过公元前4世纪的沟壑时，在被誉为世界第三极的晶莹之地，形成着一个信仰神秘、群体朴实、以山为父、以水为母、同自然相栖而安的古老民族——藏族。

他们认为大自然的风云变幻，会相应地影响个体的身心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与环境的迁演铸毁间有着千丝万缕不可预知的联系。大自然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庞大“母体”，毫厘的地质改变，必然会对弱小的自然生灵产生内在的巨大影响。谁能够确定地震与瘟疫，海啸与疟疾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呢？在对自然各种变幻现象的不断诠释中，世界屋脊之上产生了顺应时代的最早的原始宗教——苯教。

有药就有毒的科学论断，便是苯教应用当时的世界观，对自然和超自然力量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最早阐释，也是宗教与医药的混合产物，更是藏族先民在与自然疾病的斗争中总结出的原始藏医理论基础。人们借助采集的植物和食物、矿石和水石来作为治疾解毒的药物。以后随着长期经验的积累，藏医药的最早雏形便慢慢形成了。

聂赤赞普是藏王朝的首位苯教王，自他从政到第27位藏王为止，藏医在原始的经验积累中不断生根发芽，那时便可达到用酥油和酒糟来止血敷伤的外治水平。从27代藏王开始，佛教传入藏地并在此萌芽、发展，到第32代功绩法王，松赞干布与赤松德赞时期，佛教理论已经达到了顶峰。他们在与汉地、尼泊尔国的联姻中，从速引进了佛教、医学等各种外部知识与理论，加速促进和丰富了藏医学经论，藏医学理论有了初步的框架，直到公元七八世纪出现了藏医鼻祖宇妥元丹贡布，他汇聚各派医学之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完成了举世医典《巴丹巨悉》，即现在我们称的《四部医典》。此后的数百年中，许多藏医大师前仆后继地研究，使藏医药理论达到了峰巅。

十五世纪，达赖喇嘛的执政官第司桑杰嘉措主持，将《四部医典》的内容用绘画艺术的形式表现于世，达到了文化与艺术的完美结合。1835年，藏医药的第二部名典——《晶珠本草》辐射光芒，帝玛大师成为与李时珍相媲美的医药大师。

《四部医典》集东方传统医学精华为一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学观点，在它的整个形成与完善过程中更得益于佛教世界观理论的支持，这也正是藏医与中医、西医以及其他传统医学所不同的区别。

藏医依据宗教的世界观提出了符合人体理论体系的“三因学说”。三因学说的核心是三大平衡因素：“隆”即风气属性、“赤巴”即火属性、“培根”即水土属性，和构成肉体的七大物质：精微、血液、肌肉、脂肪、骨骼、骨髓、精液，以及三种排泄物：大便、小便、汗液。在正常的健康状态下三因素和七大物质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协调和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一旦在饮食、起居、时节、外邪四种条件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的诱扰下失去平衡，躯体就会产生各种相应疾患。在治疗过程中，藏医注重整体的和协作用，强调综合分析，辨证归纳，宏观局部调整，以及脏腑器官之间的功能协调。

《四部医典》的内容十分丰富，第一部为《总则本》共六章，它概括性的介绍了生理、病理、药物、制剂、治疗等的一般知识；第二部为《论述本》共三十一章，它详细介绍了人体胚胎发育的过程、人体解剖、养生保健、药物性能、诊断方法和治疗原则等；第三部《秘诀本》共九十二章，专门论述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四部《后续本》共二十七章，介绍脉诊和尿诊，各种方剂的配方，功效和用途，以及外治疗法等。

藏医药理论在同时代，达到了医学科学之最。尤其在治疗方法、治疗原则等论述中有独特的建树。藏医的保健和治疗是密切根据病人的基本体质、时间周期、时节变更、时辰变化、兴趣禀性等因素，选择饮食调理、起居行为、药物配方、外治平衡等措施，并且讲究保健、调理、治疗的次序性和搭配性。其中外治疗法在同时代是诸国刮目相看的保健养生亮点。

藏医外治，讲求从三因素的类别分型中，对应相应的治疗保健方法，即对隆性人型施按油温灸法；对赤巴人型施排汗放血矿泉浴；对培根人型施以敷疗火灸等方法，可见藏医把人体的预防保健放在驱病健体的重中之重。

当今社会充满着竞争与抉择，人类对环境的一些改造正在违背着自然的规律，然而人的自然属性又决定人类只能依靠自然寄生。经历了无数文明的悖论后，更多关注人类及自身健康的人们陷入了困惑与求索的思索，却蓦然发现最古老、最本真、最自然的养生方式也许才是指引人类走出迷茫的心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