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张汉祥先生

石国璧 甘肃省中医药研究院

张汉祥老师（1911.9~1983.10）是天津市人。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日本占领北平后，随协和医院一批专家转到兰州中央医院工作。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陆军医院药房主任、西北军区高干休养所长、甘肃省一、二、三、四届政协常委、甘肃省中医门诊部主任、省中医医院院长、省中医学会副会长、省新医药研究所主任医师等职。他既是药学专家，又专长中医，给许多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看好过病，在甘肃省及全国有很高的威望。

我1953年兰州卫校毕业后，先到甘肃卫生厅工作，后到省卫生厅中医门诊部上班。我既当张汉祥老师和张涛清老师的下级，也是他们的徒弟，跟随他们学习中医和针灸。195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恩师决定送我到北京中医学院学习深造。学习六年，毕业后我本来留校，但老师坚持要我回甘肃。我听了恩师的话，回到甘肃中医院，继续在张汉祥、张涛清二位院长领导下工作，仍然是他们的徒弟。

老师在协和上学期间得了病，请北京老中医方伯屏老师医治好了。由此他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拜方伯屏老中医为师，和方鸣谦、方和谦两兄弟一起随师学习。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了我国中医界的栋梁之材。

恩师张汉祥逝世已经28年了。他对我的爱护和培养，我没齿难忘。他老人家一生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克己奉公，救死扶伤，助人为乐，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大医精诚，仁爱济世

他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看过病。我们国家十位元帅，他给九位看过病。部队将官、地方省部级许多领导他都给看过病。对他比较熟悉的首长，有时也带我去侍诊。

他对一般老百姓求他看病的，都尽量应诊，并且同样认真仔细。遇见有些贫苦人家，无钱买药，他就自掏腰包给出药费。上世纪50年代初，他曾和兰州有名的中药店订立协议：有的患者无钱买药，见他签字先给配药，月底他去结算药费。我上大学时，见我穿的衣服破旧，他把自己的衣服脱给我，待我如子，令我终生难忘。

熟读中医经典，解决疑难大症

他把《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背得滚瓜烂熟。有时在查房和诊病时，脱口而出。有时向我提问，我能答上来时，他很高兴；我答不上来时，他就严厉批评。有一次大查房时，患者反映服药后肚子响，他看了病历后说，方中有柴胡，这是柴胡的作用。他问我《神农本草经》中柴胡的主治功能是什么？我答不完全，他严历批评，然后他一字不差地背道：“柴胡味苦平，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这件事使我感触很深，激励我更加下工夫学好中医。

上世纪50年代，刘少奇主席患鼻膜炎，每天打喷嚏不断，影响工作，很着急。卫生部请恩师先阅读病例材料，没有告诉患者是谁。后来傅连暲副部长领恩师去诊治，在楼下就听见喷嚏声。上楼一看，才知道是刘少奇主席。恩师按脉看舌后，给开了药方。刘少奇主席服完头一剂，喷嚏就由一天打40多个，减为8个，很高兴。服完8剂药，鼻膜炎痊愈。

后来，我问老师，为什么给刘少奇主席开那么简单价廉的方子（这个方子在当时每剂药就几角钱），他说，我主要根据患者的脉证。刘少奇主席恶风，汗出，脉沉缓，尤其脉象，是个主要凭证。与《伤寒论》，“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相吻合，我用之就有效。

坚持辨证施治，发挥中医优势

张师经常教导我们看病时必须坚持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思维，尤其不能跟西医化验单走。有一次他问我，你怎么看病？我说，我看病时把中医诊断和西医诊断都搞清楚，处方时，我把西医诊断抛开，完全按中医诊断辨证施治。他听后说，这样就对了，我就怕你跟着西医化验单走。

如某患胆石症女患者，在北京某医院手术两次，胆囊已切除，但黄疸不退。黄疸指数200~300。其夫是部队一位将军，请张师会诊，张师诊后给予茵陈蒿汤加黄芩，服药两剂，黄疸消退。当时前苏联外科专家华教授感到很惊奇。

精研药性，服务临床

张汉祥是医学家也是药学专家，他对中药药性、炮制加工等也非常重视，对各种本草书籍注意研究，不轻易人云亦云。

如柴胡升散，一般认为不可多用，但老师有不同看法。他比较相信本经关于柴胡苦平的记载，好用柴胡，用量也比较大，一般用量多在10克，有时用到30克。“文革”中老师被关在“牛棚”，兰州市某医院一位麻痹性肠梗阻患者，医院已无办法，束手待毙，患者家属坚持要请老师看一次，若老师看不好，他们也心甘了。老师看后处方中柴胡用到30克，服药后病人有了肠鸣音，大便通了，病人得救了。患者家属万分感谢。

重视总结经验，提高临床疗效

1954年，他担任甘肃省卫生厅中医门诊部(甘肃省中医院前身)主任期间,要求每位医生，对凡是看过二次仍无效的病例，必须请其他医生会诊讨论。他规定每周四下午为会诊讨论时间，对每个病例，各抒己见，发表看法。这样既有利于病人，也有利于医生本身业务水平的提高。

1965年，他要求我把医院治疗过的“肝硬化”患者的病例作一次详细统计总结。结果发现有些患者几个疏肝利水的方剂轮流转，医生没有尽心寻求新的治疗方法。老师针对此事在大会上讲：医生给患者开一个方子，必须要有根据，不能随便开；改一个方子，也要有改的理由。医生必须对患者有高度负责的精神。要有治好病的信心，不能一见疑难病症，自己就没信心，应付治疗，失去抢救时间。这些教导，使我受益终生。对于癌症等疑难病症，不是都治不好，我们老前辈治好的例子很多，而我们学了西医，受西医的影响，自己心里打了退堂鼓，失去信心，就是能治好的病也治不好了。“信心比黄金都重要”，医生的信心，病人的信心，在治疗中确实十分重要。

建言献策，发展中医

老师曾多次向有关领导就中医药发展问题建言献策。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请他吃饭，他向毛主席直接面陈了许多发展中医药的建议，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感到毛主席对中医中药了解很深。毛主席问到他给某位将军夫人看病的事，并对他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文革”期间他遭受迫害，我建议给毛主席写信，他摇头不同意。（作者为甘肃省卫生厅原副厅长、省中医药研究院原院长，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