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谚语中的中医文化

我国谚语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范围之大、历史之久、运用之广泛，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步的。这些谚语，像满天星斗，难以数计，仅见于清代《古谣谚》从古籍中辑录来的已近3000条；而在有清以后形成和整理出的新谚，恐怕就远远不止这个数目了。在谚语这个百花园里，有一朵奇葩——医药卫生谚语。这些谚语既包含着丰厚的中医药文化，又包含有丰富的中医药知识，是中医学传承、普及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谚语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大有必要。

医学谚语，大都具有哲理清晰、医理确实、思路明快、诗意芬芳的特点，不仅能使人有知识的获取，而且能给人以美妙的享受，寥寥数语就可以把人带入充满乐趣的医药文化境界中去。为了表现其自我的价值，谚语运用和调动了各种修辞手法。生动的比喻，是谚语中运用得最典型的手法之一：“刀越磨越快，脑越用越灵”，以磨刀的运动喻用脑的学问；“打铁还要亲兄弟，知冷知热是夫妻”，以打铁需要的密切配合，喻夫妻间的和谐关系；艺术的夸张，是谚语中运用得最亮眼的手法之一：“一天一口酒，能活九十九”，把酒对益寿的作用上升到九极之数；“唾沫一口，价值千斗”，把人们不经意的唾液夸大到千斗之价。其他诸如形象的借代、亲切的拟人、逼真的摹状、鲜明的对比、巧妙的对偶、趣味的回环等手法，都在谚语中被普遍运用。物理已成，则以物喻人；事理有说，则以事援人。一些本来枯涩难解的问题，立时就被谚语的无限魅力软化了。难怪有人赞誉说：“好的医学谚语是科学的诗、防病的药。”

事物的两面性规律是无法逾越的，伴随着谚语特殊表达效果而来的，是它的“水分”问题和如何处理好这些水分与医学学术的关系问题。“四季不离蒜，不用去医院”、“十月萝卜小人参，家家药铺关大门”等，强调的都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不能把大蒜、萝卜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石榴止肚痛，简单又易行”、“生姜拌蜜，咳嗽可医”，说的是石榴、生姜、蜂蜜作用的一个侧面和与它们功能相对应的那些腹痛、咳嗽，既不是腹痛、咳嗽治疗的唯一方法，也不是这些药食兼用之物功能的全部。谚语的泛指性，与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治疗思想，是颇有距离的，不能用纯医学的观点去看待它、理解它、应用它。换句话说，医学谚语不能与医学科学打等号。谚语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大量古代谚语的指向，都是以黄河流域的时序和节令为基点的。譬如“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割了当柴烧”、“正月二月三月间，荠菜可以当灵丹”的说法，如放在湖广地区，时段上可能要提早一个月左右；要放在华北地区，可能就得推迟一个月左右；如放在东北地区，可能就更要向后推迟了。

谚语属于俗文化的范畴，部分谚语不可避免地会显露出随意流俗、言之失当的现象，有些甚至是在传达着完全错误的信息，出现与医学理论无法接通的鸿沟。“饭后一支烟，胜似活神仙”、“妈妈嘴馋吃兔肉，孩子患病长兔唇”、“脚踏一星，能管千兵”等，显然都是受到古代历史、科学条件的限制，认识论局限的产物。对于这样的谚语，一般不要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应采用扶正纠偏的原则，取其合理内核，纠正其不科学的因素，运用科学知识，对其加以改造或重塑，使其获得新的生命而被继续使用。既要讲清其谬误所在，引人走出误区，又要拨乱反正，就地改造，‘借题’创出科学的新谚语来”。（张中义《谣谚新解见卓识》）

于是，就有了“饭后一支烟，难做活神仙”、“孩子兔唇不兔唇，无关妈妈吃兔肉”、“脚踏一星，难管千兵”等这类由旧谚语脱胎、改造而来的新谚语的诞生。当然，对于那些反映封建没落思想、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完全相左的谚语，是要毫不吝惜剔除的。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的进程，也必将催化、创造出能够反映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反映人们思想动态和生活需求的崭新谚语来：“昔日小米养红军，今日小米健身心”、“甘蔗甜又甜，清热又消炎”、“筷子一转，成千上万”等，显然都是新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留给后人创新、整理的机遇。这种不断发生着的以继承、发展、破旧、立新为特点的新旧谚语的融会运动，在接受社会洗礼和自我完善中时时发生着嬗变，最终形成了其经久不衰的定格。

《古谣谚·序》中说：“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向谣谚之途。”作为我国世代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过程中的经验结晶，医学谚语中的大部分内容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莫大的贡献。尽管科学发展到了今天，大量谚语中所包含的经验之谈对防病治病仍不失为有效的方法，继续被人民大众所广泛采用，充分证明了谚语所特有的人民性、实用性、科学性、延续性和生命力。（杜昌宏）